律师停住翻页动作的那一刻，我已经决定：姜家递到我面前的东西，都要先看清。
入住后的第一周，我照常下楼吃饭，也照常接受姜暖的笑，只是再没把她的体贴当成善意。
早餐桌上，她把香菜从粥里挑干净，将碗推给我：“姐，你不吃香菜，也不加糖，我都记着。”
我的手在碗沿停了一下。
不吃香菜或许能从饭桌上看出来，可喝粥不加糖，是我十二岁后才养成的习惯。连沈梅都不知道，只有养母周秀兰记得。
姜暖掌握的，显然不止胃病。
我没有追问，只舀了一勺粥，像随口提起：“我最近想找当年产房那位护士。被抱错不是她的责任，我只是想问清楚那天发生过什么。”
姜暖夹菜的手顿了一瞬，很快笑起来：“我帮你打听。”
沈梅低头吃饭，没有接话。
第二天，我按原来的联系方式联系护士所在的医院。院方说老人上个月已经退休，登记的联系方式也注销了。
可三天前，那个号码还打得通。
我回家后没提注销的事，只当着姜暖的面接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电话：“槐安街巷尾是吧？好，我周末过去。”
放下手机，我说找到了护士的新住址。
姜暖立即抬头：“我陪你去。”
“不用，我自己去。”
周末，我留在客房，让一位信得过的朋友守在槐安街口。那是我随手选的死巷，里面没有我要找的人。除了听见那通电话的姜暖，没人会把它和护士联系起来。
傍晚，朋友发来消息。一个戴口罩的女人在街口转了整整一上午，反复向路人打听，最近有没有人去巷尾找一位老太太。
踩点的女人是谁还不能确定，但这个假地址只对姜暖说过。消息即使不是由她亲自处理，也一定经过了她。
护士号码注销还能算巧合，假地址被踩点，已经把巧合排除了。
我没有去对质。姜暖既然以为我仍在槐安街这条假线上，就让她继续这样以为。从这一刻起，任何真实方向都不能再经过她。
护士渠道断了，我转去翻姜家的旧相册。沈梅坐在旁边，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：“当年产房里照顾你的，是桂芳阿姨。她是陪嫁过来的老人，手脚最麻利。”
“她现在还在姜家吗？”
“三年前就退休了，后来搬走，没再联系。”
陈桂芳。
我合上相册，没有继续问。律师文件的内容仍未说明，门边的行李箱也没有打开。现在，我又多了一个不能让姜暖提前知道的方向。
产房那天，陈桂芳是离两个孩子最近的人。
我要先找到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