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冬前，我恢复了工作。
协会的调查证明我的专业能力不受病史影响，先前解约的客户有两位回来道歉。我没有全部接纳，只重新选择尊重我的合作对象。
母亲的旧宅没有参加商业改造。
我卖掉了房子，将一部分钱捐给正规的法律援助机构，另一部分用来扩建工作室。
唐姨问我舍不舍得。
我说：“房子不是妈妈，留住每一块砖也不能让她回来。”
真正属于我的东西，已经在那支录音笔里，也在我终于不再自责的人生里。
搬工作室那天，顾淮安来了。
他没有进门，只把一只纸箱放在外面。
箱子里是我小时候用过的夜灯、吃空的药瓶、每一次治疗结束后画的小红花，还有一本很厚的相册。
最后一页夹着我们原定婚礼的请柬。
新郎和新娘的名字已经被他用黑笔划去。
请柬背面只有一句话：
“谢谢你让我明白，救过一个人，不等于拥有她此后的人生。”
我合上相册时，他仍站在走廊尽头。
“晚晚。”
“还有事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他笑得很勉强，“只是想再看你一眼。”
他曾在我最害怕的时候牵住我，也在我最信任他的时候松开了手。
我不否认前一种恩情，也不再用它抵销后一种伤害。
“顾淮安，你救过我，是真的。”
他眼里亮起一点光。
“可我不会回去，也是真的。”
那点光安静地熄灭。
他点头，转身走进电梯。
门合上前，他没有再求我给一次机会。
第二年春天，我去看了母亲。
墓园的百合仍开得很白。
我蹲下来，把修复好的旧照片放在墓碑前。照片上，二十六岁的母亲抱着刚出生的我，笑得眼睛弯弯。
“妈，我把房子卖了。”
“周成海又进去了。沈清梨的案子也判了，她在接受治疗。我没有原谅他们，但也不再每天想起他们。”
“还有顾淮安。我离开他了。”
风吹过树梢，没有人回答。
我坐了很久，又告诉她，我的工作室现在有三个员工，门口新装了监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钥匙。我们还和法律援助机构合作，免费替受害者修复被损坏的证件和照片。
我没有成为谁的救世主。
我只是终于有余力，在别人需要时递上一把工具，再把选择留给她自己。
离开墓园前，我播放了那支录音笔。
母亲说：“我不是去送死，我是去接我的女儿回家。”
过去听到这里，我总会哭。
这次，我只轻轻应了一声。
“妈妈，我已经到家了。”
傍晚回到工作室，最后一个员工刚好离开。
她问我要不要替我锁门。
我笑着摇头。
夜色一点点落下来，我关掉灯，检查窗户，独自走到门外。
那扇门很重。
十八岁时，我用尽全力也推不开。
如今它在我掌心缓缓合拢，发出清脆的一声响。
我落了锁。
钥匙在我手里。